随后，东莞开始大力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，开展了大规模的“机器代人”行动。然而，由此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却得不到有效满足，最终构成十分典型的劳动力结构性矛盾。
东莞也是广东乃至全国的一个缩影。当前，经济快速而深刻的变化正向劳动力层面传导，如何在转型关键期巩固就业局势，尤其是适应当前及未来新的发展，实现劳动力供需平衡，让众多企业有人可用，让劳动力充分就业，已成一项关键工作。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，2019年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，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、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。
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广东不少城市早已在探索，除东莞外，深圳、佛山等制造业城市均在新产业工人培养和服务上有诸多创新举措，广东省层面也在加速构建和完善相应的人才体系。面对就业形势的变化，东莞及广东的探索或值得借鉴。
厂里的外来工越来越多
当夏骁博踏上东莞的土地时，这座城市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时刻。
2008年，金融海啸爆发，迅速袭向作为外贸大市、制造业重镇的东莞。2009年一季度，东莞经济增速史无前例地跌为-2.3%。“这是东莞最惨的时候。”一位东莞主要领导如是说。
不过，经济增速跌落只是表象，危机带来的压力和痛苦还穿透到更深层次：突如其来的外部形势和环境变化，刺激并加速了内部问题和矛盾爆发，进而对经济发展构成系统性的冲击。对东莞而言，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——劳动力，这时也发生了变化，并逐步演化为一大突出矛盾。
丰富的劳动力曾是东莞经济发展的强大原始动力。东莞经济腾飞始于1978年，当年7月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，东莞却率先突破性地引入港商，创办起全国第一个“三来一补”企业太平手袋厂，踏出自身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关键一步，后来成为许多城市经济发展的共同路径。
当年，港商张子弥带着几个手袋和一些料来到东莞。考察一家服装厂时，张子弥拿出手袋，请工人们尝试复制一个，以此检验当地生产能力和效率。工人们为抓住机会，通宵赶制。第二天，当一个一模一样的手袋摆到张子弥面前时，在惊讶之余，他当即拍板投资200万元港币在此办厂。
由此，张子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多年后他回忆，当年他在香港有两个工厂，随着香港人工成本不断上涨，企业经营陷入困难，急切寻找劳动力丰富而低廉的地方，随后选中了东莞。
张子弥并没有失望。彼时，作为一个农业县，东莞正有大量劳动力可供张子弥和随后蜂拥而至的港商利用。1980-1990年，东莞共有约3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就地消化掉。不仅如此，企业越开越多，需求越来越大，发展成效逐步显现，开始对外产生吸引力，更多劳动力向东莞流入。
曾任太平手袋厂厂长的唐志平回忆，1978年建厂时厂里几乎清一色是东莞虎门人。1986年前后业务扩大，人手不够，便又跑到江西去招了一些农民工。1993年前后，厂里基本上就都是外来工了。
资料显示，这10年间，东莞还消化了约60万外来劳动力。1990-2000年间，民工潮掀起，东莞外来人口从70.98万人激增至540.99万人，年均增长22.5%。“东莞塞车、全球缺货”便出现在这一时间。截至2017年底，东莞常住人口已达834.25万人，对比1982年增加了719万人。
珠三角的其它城市大多如此，深圳常住人口从1979年建市时30多万增至2017年1252万。从广东全省来看更直观，2017年末，广东常住人口1.11亿人，这是1978年的2.2倍。目前，广东是全国常住人口第一大省，也是40年来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。人口向珠三角集聚，与经济发展呼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