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新时代城市化过程中，如何培育人才、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，是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核心诉求。2017年以来，“新一线城市”掀起了一轮人才争夺潮并且愈演愈烈，社会各界将之形象地称为“人才争夺战”。截至目前，宏观层面尚未有规制政策出台，学术界也缺乏相应研究成果，迫切需要在推进实践创新的基础上，不断进行理论梳理。
人是生产力最宝贵的能动因素
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看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人又是生产力最宝贵的能动因素。因此，通过引进人才实现科技发展进而提升生产力是合乎规律的。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，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在100多年前就提出，城市集聚同时产生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，城市化应该时刻关注二者的权衡。在马歇尔看来，人才大量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明显，而规模不经济效应相对较弱，因此争夺人才是各城市的必然选择。以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，认为人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。城市经济学家亨德森提出“钟状”曲线理论，认为城市人均净产出随城市规模扩张，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规律。人均净产出增加是因为城市规模扩张的技术溢出效应，减少是因为城市规模扩张的交通拥挤效应。从这两种效应来看，人才集聚创造的技术溢出效应，比普通工人集聚创造的技术溢出效应大得多，而两种集聚导致的交通拥挤效应相差不大。因此，亨德森“钟状”曲线理论也支持各城市争夺人才的做法。
但是，在具体实践和现行政策中还需更多考虑以下因素。首先，人才引进政策本身存在执行成本，只考虑人才引进的收益而不考虑背后的成本，不符合经济学收益—成本分析思想。其次，一定时期内人才数量是有限的，一座城市人才的增加将导致其他城市人才的减少。因此，站在全社会立场上，“人才争夺战”是否会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，进而加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?最后，过于强调争夺人才而不是培育人才，可能导致城市内耗，对全社会而言是一种福利损失。
学界大量研究表明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规模偏小，继续推进城市化符合城市集聚要求、满足城市承载力阈值条件，这是城市争夺人才的前提。至于“人才争夺战”的原因，包括内外因两方面。其一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，各地都在积极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，并聚焦于科技、创新等关键领域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“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”，创新的主体是人才，掌握人才就掌握了创新的主动权。这是城市争夺人才的内因。其二，城市发展不进则退，“人才争夺战”形成一种囚徒困境，不管其他城市的策略选择如何，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自身而言总是占优策略，这是倒逼城市争夺人才的外因。
具体来看，常见的人才争夺手段有绿色落户通道、住房优惠补贴、过渡房、安家费、就业创业扶持、企业引才奖励、随迁家属安置、职称晋升优先、税收减免等，具体实施细节在各城市存在较大差异。例如，成都市出台了“成都产业新政50条”“成都人才新政12条”、《成都市引进培育急需紧缺技能人才实施办法》等多项人才引进措施。西安市出台了“人才新政23条”“优化高层次人才服务工作13条”等人才引进措施，不仅对人才本身提供各项优惠，还对引进人才的用人单位及中介机构提供现金奖励，高层次人才在西安市属旅游景点持卡可享受单次携带3人免景区门票和景区交通费待遇，将人才优惠和旅游业宣传结合起来。
猎头公司咨询热线：400-067-9767
个人高薪职位查询请登录：www.aimsen.com
更多猎头资讯请关注埃摩森猎头视野：aimsen-shiye
